約翰·杜威:有病的人類需要思想來醫治

          敩民茶館2020-10-08 08:19:58


          作者|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國哲學家、心理學家、教育改革者。

          編者按:杜威先生在中國的有名,可以歸結為兩大因素。一個是他曾經于1919年來中國訪問,與中國當時思想界、學術界和教育界的人士有過接觸,并多次面向中國的知識分子、政治精英發表演講;另一個因素就是他在美國培養了中國現代最著名的思想家胡適這個得意門生。下文為杜威先生1919年在北京的兩次演講稿(節選,其中演講題目為愛思想網編者所加),今天讀來仍然讓可以讓我們感受一代大師思想的魅力。


          杜威1919年北京講演錄:有病的人類需要思想來醫治


          之一 思想和學說的價值意義


          我這十六次講演的題目是《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是關于人類共同生活的學說。諸位須知學說發生在后。正如人先會吃飯,然后有生理學、衛生學;先會說話,然后有修辭學、文法學、邏輯學。社會與政治的哲學亦然,人類先有制度、風俗、習慣,然后有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


          人類有一種天性,遇到需要時自有一種動作去適應他的需要。例如餓了要吃、倦了要睡,久而久之,便成習慣了。但卻從沒有人發生過疑問,我們為什么要這樣?這樣了又如何?不但沒有人發生過疑問,并且不許別人發生疑問。有許多志士往往對于制度、風俗、習慣、產生了疑問,以致犧牲了性命。歷史上的證據很多,希臘的蘇格拉底便是個最明顯的證據。只因他喜歡發生疑問,人家便加他個妖言惑眾引誘青年的罪名,把他毒死。這便是最初社會不喜歡學理的證據。

          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古希臘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公民陪審員。

          這樣說來,思想和學說都是討人厭的東西,大家便應從了制度、風俗、習慣走,如何還會有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產生呢?大概思想學說的由來,都在遇著困難的時候。譬如走路,遇了困難,才產生造舟車的思想。不但個人的思想如此,便是人類共同的思想,亦復如此,總要一切制度、風俗、習慣,到了一個時代,感覺不適,然后才有社會的思想與政治的思想產生。所以社會哲學的產生,一定是在社會有病的時候;政治哲學的產生,一定是在政治有病的時候。


          從歷史上看去,要是人的身體沒有病,一定不會產生醫學、生理學、解剖學。因為人的身體要遇了傷、染了病,所以才有醫學、生理學、解剖學出現,社會政治亦然,必是人類共同的生活有了病,才有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試看歷史上希臘哲學,也發生在紛亂征戰的時候。要是希臘沒有這種紛亂征戰的情形,決不會有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的學說出現。我的意見如果不錯,那么中國各種學說的產生,亦當如此。要是在老子、孔子的時代,中國的社會與政治沒有病,也決不會有老子和孔子兩大派的學說產生。

          柏拉圖( 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古希臘偉大的哲學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學乃至整個西方文化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之一。

          以上所講的,不過是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產生的原因,現在要講產生以后的影響。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既然因社會和政治有病,然后產生,那么究竟是種空言病狀的診書,還是種真能醫病的藥方呢?譬如汽機的汽,是嗚嗚然放出的,還是真能發動各種機械的呢?這一點是應當注意的,也是現在所應當討論的。

          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古代先哲,古希臘人,世界古代史上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和教育家之一,堪稱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他是柏拉圖的學生,亞歷山大的老師。

          我提出這個問題,是論學理與事實的關系如何,就是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對于實際的社會與政治,有什么影響。關于這個問題。有兩派極端的學說。一是極端的理想派。這派認為學理對于實際有極大的影響,沒有學理,便什么都沒有。他們的缺點是忽略人類的習慣、自然的傾向和種種沒有意識的行動。這是太理想的了。例如這次歐戰,依這一派人說,以為都是兩處學說沖突的結果。二是極端的唯物派。這派認為無論什么理想,都是物質的果,不是物質的因,學說不過是一種果。這一派的人無論批評什么,都應用唯物歷史觀的。他們注重生活狀態、政治組織和經濟上的利益,甚至某種美術也說是某種生活所產生的。


          這回大戰,依唯物歷史觀的一派看去,完全不是思想的沖突,而是物質上的沖突。德國在戰前,物質發達已極,不得不向外發展,所以要爭海上、商業、殖民地等霸權。就是英國方面,也有許多物質上的動機。這固是不錯,但依這一派說來,簡直完全是物質的,一切哲學宗教都是物質所生的結果,甚至于正義人道文化等好聽的名詞,據他們說來,都是資本家和軍閥造出來哄人,做保護自己物質的器具,這也太過了。我提出這兩派相反的學說來,并不是想批評他們,不過略為研究,好引起第三派的學說來。第三派的學說是最公平的。大概思想學說最初產生的時候,都是果,而非因,但產生以后,它又變做因了。思想學說很像漏斗一般,漏了什么東西到什么地方去,便和什么東西發生關系。思想學說一經傳布到人,人有模仿、崇拜的心理。在這里,人是果,傳到那人時又變因了。我們對于思想學說在社會上政治上要它產生什么影響,所產生的影響怎樣是好,怎樣是壞,這是我們要討論的。


          思想產生以后,第一種功用是把流動的變為凝固的,暫時的變為永久的。如有一件變遷不定、一瞥即過的事實,把它抽象地提出來,變成一種學說,便凝固了,永久了。這個關系,實在太大,往往會引出危險。如羅馬舊教把亞里士多德的學說采納為正宗哲學,便是一例。又如東方孔子的學說,一經許多儒家的闡述,經兩千年相續到今,也可想見這種功用的厲害了。


          第二種功用便是在最危急的時候,可以維持許多人的信仰,去做很重大的事。例如這次歐戰,只把自由、正義:公理戰勝強權,幾個名詞可以使多數人去開戰。這可證明唯物歷史觀一派的錯誤,若說這是資本家軍閥所利用的,那么我要問他們為什么要造這些空名詞,這些空名詞又怎樣能號召人去打仗呢?于此可見學說的勢力,也可見人類的動作,不單是物質的動機。


          以上所講的兩種功用,不單是好的學理有,便是壞的學理也有,不過好壞的效果不同罷了。我們現在先討論從前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的派別,然后再討論現在是否有一種新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的需要。


          大抵這種派別,與人類性格的分類很相近,不外激進和保守兩派,激進派不滿于現在的社會政治,往往想把它根本推翻,另造一個烏托邦。


          這一派對于現代社會政治,簡直不睬,另有超于現在的社會政治。從歷史上看去,這一派往往在先,保守一派往往在后。例如希臘,先有柏拉圖,后有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先不承認當代的制度,自己想出個“共和國”來做他的烏托邦,然后有亞里士多德的保守論。又如中國,先有老子的哲學,后有孔子的哲學。老子不滿足于當代制度,要去破壞它,另造個烏托邦,他的烏托邦是小國寡民,想必諸位早已經知道了。


          第一派的學說不承認現代制度,要求理想的制度,所以注重個人的自由、個人的良知、個人的本體;第二派也不是滿意于現代制度,不過以為現代制度不是完全不好,它本身也自有它的道理,后人沒有照著它做,所以壞了,我們只要去找出它原來的道理來改正或改良現制度便好了,所以趨于保守。


          兩派的區別,大概第一派主張拋棄現行制度,另創烏托邦,第二派主張探求現行制度本身的道理,第一派注重個人的反省,第二派注重研究和考察。自從有了這兩大派的學說,社會和政治事實,都受了影響,有許多人才,都是因此產生的,所以我們不可不注意。


          歷史上固然有許多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的派別,但是大概只有上述的兩大派。我形容這兩派學說,不免說得過火一點。我的目的,是要說出社會政治的背景。因為人類有一種通病,不是過便是不及,前幾千年的人類,都吃了這兩種無端的虧。人類的生活,不是完全推翻就可以解決的,也不是完全保守就可以解決的。人類的責任,是在某種時間、某種環境,去尋出某種解決方法來,就是隨時隨地去找出具體的方法來應付具體的問題。這便是第三者的哲學。


          上述兩派,同犯一病,便是要“根本解決”。一派極端的什么都不要,可惜天上不會掉下個烏托邦來,所以他們流于無為。一派極端以為什么都有理,只要還到本身的道理去,可惜辦不到。這兩派雖各走極端,所犯的病卻一樣。


          怎樣可以使人類的智慧,指揮監督他的動作,應付一時間、一環境的問題,便是現在要講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

          1919年杜威訪華時合影。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愛麗絲、杜威;后排左起:胡適、蔣夢麟、陶行知、張作平

          之二 中西方倫理思想的差異


          今天是本期倫理演講的末次,我的講演也要告一段落。所以我把以前所講的總括起來和東方思想比較。但是我并非要比長較短,尊彼抑此。


          道德適應環境而產生,某種道德對于某種環境為善,對于他種環境又不然,所以東西道德實無長短之言。我所討論的是理智上的比較,是東西思想的對照。我對于東方學問毫無研究,議論有錯,還請原諒。據我看來,東西思想有三點差異:


          一、東方思想更切實、更健全,西方思想更抽象、更理智。例如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都是健全的確定的切實的天然的人生關系。人人都有父、有子、有夫婦兄弟,人人都是一國的臣民或君長,人人都有朋友。所以東方的圣人,就規定五倫的道德規范,教人怎樣做君臣、做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西方的思想卻不同。大概西方的主要觀念為正直(Justiec)與仁慈(1lenevolence),都是抽象的觀念,并沒有具體指那種倫常事物。換句話說,正直和仁慈都從理智推究出來的。


          切實的道德觀念有種好處,就是有確定的標準,教的省得麻煩,學的容易領悟。弊病就是因確定生執拗,因切實成拘泥,習故安常,不能通權達變,以適應時勢。


          理智的、抽象的、道德觀念,能權能變。例如正直和仁慈,應用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都可。臣對君要正直和仁慈,君對臣也要正直和仁慈,不像東方臣對君要忠,君對臣就不要忠了。所以西方道德是平等的、普遍的、活的、能權能變以適應環境,環境變,觀念也變,大抵事物愈確定,變化愈難。例如說臣要忠,就使數千百年的臣都要忠。原理愈普通,變化愈易。雖然有含糊的毛病,卻能通權達變。


          二、西方倫理根據個性,東方倫理根據家庭。這種差異,人人都知道的。他和第一個差異有密切的關系,簡直是二五和一十。西方人不承認人倫有何確定的關系。好像君臣等。他們只知道有我,有個人,所以沒有尊卑的分別,正直和仁慈對父對子都可以。東方經書所說的五倫,有三個屬家庭(即父子、夫婦、兄弟),其余下的君臣是父子的變相,朋友是兄弟的變相。所以東方的道德觀念,簡直可說全然根據家庭。所以經書常說孝是德之本。而孝的范圍也最大,不信不誠,敗壞家聲,可算不孝;建德立功,揚名顯親,就可算孝。


          三、西方倫理尊重個人權利。東方倫理蔑視個人權利。西方一二百年來,個人權利最受尊崇。所以個人有行動自由的權利。別人不得干涉,有保存財產的權利,別人不得強取,有養護身體的權利,別人不得毒打,有保全榮譽的權利,別人不得敗壞。凡干涉別人自由,強取別人財產,破壞別人榮譽的,都是不道德的。后來這種權利觀念,漸漸推到政治。美國宣告獨立文中,開宗明義就說人人有生命財產和自求多福的權利。從道德方面說,個人不能侵犯他人權利。所以從政治方面說。政府就應當保護人民的權利了。這就是個人主義的真表現。人人都是多種權利的中心點,社會上一切平等?!瓥|方道德就是注重自己對人應盡的義務,所以沒有西方道德自私自利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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