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微觀—中觀—宏觀關系的交往記憶與文化記憶

          質化研究2020-10-08 13:35:46

          作為微觀—中觀—宏觀關系的交往記憶與文化記憶

          作者:霍斯特-阿爾弗雷德·海因里希 韋雷娜·韋蘭/著 楊 威/譯

          來源:文化研究



          【摘 要】阿斯曼夫婦提出的記憶在個體與集體層面間來回流動轉換的模式可謂社會理論的一大進步。 但兩種記憶層面如何相互影響,迄無系統的理論闡述之。茲提出一個理論過程,通過此過程,宏觀層面的集體 記憶會影響個人記憶,個人微觀層面的記憶也可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該過程是在中觀層面發生的交換, 可以第二代互聯網中的公開討論為例說明之。該網絡提供了一個論壇,一方面自下而上地匯總個人對過去的 看法和解釋,另一方面自上而下地傳播一個社會的主要紀念人物的意義。在此,維基百科及其關于歷史的文 章和討論功能被視為第二代互聯網呈現的集體記憶的重要例證。因此,我們在理論上將維基百科整合為位于 中觀層面的中介機構。?

          【關 鍵 詞】社會理論;集體記憶;微觀宏觀關系;中觀層面;相互作用;維基百科


          揚·阿斯曼(Jan Assmann) [1] 和阿萊達·阿斯曼 (Aleida Assmann)[2] 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基礎理論框架, 促進了對集體記憶和紀念文化的研究[3-6] 。與其他許多學者一樣,他們提到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7-8] 關于社會記憶的理念。然而,二人進一 步堅持認為,哈布瓦赫應當擴展思維,使社會記憶的 概念模型區別于交往的記憶(communicated memory) 和制度化的記憶(institutionalized memory)這兩種記憶 類型。交往的記憶被定義為個體過往的經驗,這種 經驗可以與其直接相關的群體成員分享;制度化的記憶則被認為是一個社會框架,它包括社會的創立 時刻的對象化(objectivations)。根據揚·阿斯曼的觀 點[1]56,交往記憶在人們的互動中發展,成為人們知識 的一部分,而且人們所屬群體中的成員會終生不斷 地講述這種記憶。相比之下,文化記憶是指以固定 的方式紀念的歷史事件的典范,它由歷史解說者或 其他專門機構加以定義和保存。


          人們并未將這兩種記憶模式看作是一個“交往 記憶和文化記憶在其中作為兩種完全不同的記憶類 別而呈現”的模型。相反,在現代社會中,揚·阿斯曼假設了一個具有流動轉換功能的模型[1]55。這兩種記 憶模式不會相互排斥,因為,日常的經驗交流和分享 以及不同尋常的紀念儀式都會增強群體成員間的紐帶聯系,有助于群體成員間的團結,從而增強群體的凝聚力。


          毫無疑問,揚·阿斯曼和阿萊達·阿斯曼對個人 層面與集體層面的區分以及對兩種記憶的澄清是社 會學說的一大進步。然而,他們的概念需作進一步 的闡述,因為二人主要對記憶的宏觀層面感興趣,而 沒有對微觀和宏觀之間的差距進行理論上的解釋。 毫無疑問,個人會通過語言而受到文化記憶的影 響??紤]到自上而下的模式,揚·阿斯曼指出:語言 交際符號的使用是人群劃分的重要媒介,因為它讓 我們能夠就社會共存的基礎達成協議。[1]139社會化 機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參照系統,其中包括多個框 架,使我們能夠引用集體共享的意義范疇來說明個 人的經驗。[9]


          但是自下而上的關系怎么解釋?個人如何創造和影響社會的文化記憶?社會成員如何容忍對其共同過去的相互矛盾的解釋呢?當然,當我們考慮到關于有爭議的過去的公開討論,而且該討論是記憶政 治的一部分時,我們知道這里面包含了反復協商的 過程。[10-12] 然而,相比于普通公民談論歷史事件的不 同含義以及產生集體記憶的模式,我們不知道公開討論中的協商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也遵循了同樣的模式。有人曾經通過展示音樂藝術家如何受到幾 位代理商的影響而描述了類似的過程,這些代理商 就一首歌曲的特定聲調與這些音樂藝術家進行了協商,從而滿足了觀眾的期望。[13] 與音樂研究相比,集體記憶研究中可用的理論概念沒有明確提及中觀層 次。這個層次是指群體間的互動,通過這種互動,個人可以分享記憶并就這些心理表征的意義達成協 議。這種相互作用必須被視為一個進程,它是個人 社會之間必不可少的中介。例如,人們可能會想 到家庭記憶、基層運動的記憶,或第二代互聯網 (Web 2.0)中由社交媒體創造的記憶。后者可以與社 會話語聯系在一起,因為今天,議程設置(agenda-set? ting)媒體經常會被互聯網上發生的討論所刺激推動。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這些溝通將影響文化記憶。


          在本文中,我們提出了揚·阿斯曼和阿萊達·阿 斯曼關于交往記憶和文化記憶之間關系的假設的要 點,并將這一理論框架轉變為由中觀層面擴大的微 觀-宏觀模型。最后,我們用維基百科(Wikipedia)的 例子來描述影響文化記憶的社會商談過程。


          一、交往記憶和文化記憶


          哈布瓦赫指出,每一種形式的紀念回憶都受到了社會的影響,因為社會為我們提供了構成我們的看法和理解力的類別、規范及評價。[8]121哈布瓦赫舉出一個單獨出行的旅行者穿過倫敦的例子。即使這個人不詢問其他任何人,不與其他人分享這種經驗, 該旅行者也將始終使用從他人(家長、同伴、學校教 師、書籍作者、設計城市地圖的制圖人員等)那里獲 得的知識。因為這種知識很有必要,能幫助其理解 在漫步經過這座城市時所看到的一切。在這種漫步 過程中所獲得的印象是很有意義的,它與過去的事 件密切相關,可能是具有悠久歷史的英國議會大廈 或者能喚起我們對一個家庭的歷史記憶的普通房 子。顯然,國家的歷史和家庭的歷史,其性質是不同 的。哈布瓦赫意識到一個小群體的過去與一個國家的過去是無法比擬的,所以他對集體記憶和歷史記憶進行了區分。集體記憶被認為是局限于群體成員 的新鮮記憶,這些記憶在群體成員間不斷重復,而且 是最近70—100年內的記憶。歷史記憶則被哈布瓦 赫描述為抽象記憶,其與單獨的個人記憶僅有幾個 交匯點。


          哈布瓦赫的類型學與其關于集體記憶的一般見 解完全不同,是自成一體的另一種學說,它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因為哈布瓦赫將不同的記憶按類型劃分, 例如按群體大小、記憶內容的抽象性以及群體成員 之間傳授歷史知識的方式進行劃分。所有這三種類 別都不能對特定記憶進行具體劃分。①相反,個人和團體提到過去的時候,帶有記憶者的個人觀點,這是 其一大特征:當個人提到自我的經驗時,應該談到自傳體記憶;而當個人采納群體成員的觀點時,集體記憶在起作用。在此必須指出,記憶中的事件在具體 時刻具有雙方認可的含義[15]30。


          揚·阿斯曼提到了與哈布瓦赫有關的類似論據, 因此區別了對過去的兩種集體運用。[1]51-52對于阿斯曼來說,個人對集體活動的記憶是日常實踐的一種 模式,而對社會的創立時刻的回憶是制度記憶的問題。前者是指與其他同時代人一起獲得的個人的過 往經驗,這些人是這個記憶的載體,在社交互動中傳達這一往事。相比之下,后者就是杰弗里·奧利克 (Jeffrey Olick)所說的“真正的社會相關記憶”[16]342,它 是指一個社會的創始時刻。如揚·阿斯曼所言,這些是文化標記,即過去的客觀存在,如神話、符號或儀式,這些被記憶或被慶祝的符號證明了社會現實存在的合理性。[1]52這種記憶的載體不是個人,這些過去的事件由機構保存和紀念。②


          雖然揚·阿斯曼在界定集體記憶時談到兩種不 同的類型,但他意識到其概念的單維性。[1]55揚·阿斯曼承認,交往記憶與文化記憶明顯分離的社會可能很少。他假設我們通常被限制在代表一個層面的尺度內,而兩個類型是該尺度的端點。揚·阿斯曼以兩 種回憶、文化和交流之間的差異,為集體記憶的理論 基礎提供了基本依據。奧利克將阿斯曼的分類放在 更廣泛的理論背景之下,將交往記憶稱為收集的記憶(collected memories)。在奧利克看來,集體只能通 過匯總個人的歷史知識以及個人態度及其對過去的 評價來實證記錄。在這個前提下,社會特性必須被 視為受訪者提供的所有答案的總和。對歷史事件的 每次評價都會形成一個具有平均值并且所測量態度 發生變化的分布,此外還可能與社會類別的其他代 理變量(如年齡或性別)相關。③


          相比之下,奧利克使用集體的(collective)這個術 語來指稱阿斯曼所謂的文化記憶,因為它是指集體 行為的結果。它包括公民對歷史文物、社會地位 記憶、歷史事件的制度紀念、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 以及關于歷史的公眾討論的解釋。④ 所有這些方 面都是集體建構的、認可的產物,它們代表著與社 會相關的關鍵問題,并使之合法化,也為個人指出其行為方向。


          盡管阿斯曼和奧利克的觀點有所進步,但我們 對于文化記憶的構建過程或社會成員的歷史意識受制度影響的程度[30] 知之甚少。當我們考慮歷史的建構時,我們不應該將研究制度化的紀念活動限制在 宏觀層面,也不應僅將重點放在描述微觀層面的態 度分布的調查數據上。相反,我們應該研究交往記 憶和文化記憶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協商過程。作為理論框架,我們將在以下章節中概述這一模式。


          二、關于社會記憶的宏觀—中觀—微觀模型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微觀-宏觀問題是一個老問 題。[31-32] 通常,學者們隱含地假設兩個層次之間的關 系,而不用說明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更不用說去進 行實證檢驗。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提供了一個富有啟發性的例子[33],用來質疑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關于新教倫理的論斷[34] 。毫無疑問,人 們有很多理由去假定,對某種具體宗教的信仰導致 了某種具體的經濟行為。但是,這一結論僅限于宏 觀層面效應的一致性,即新教與資本主義的共同興 起。不管怎么說,我們并不知道17世紀和18世紀的 廣大企業家是不是新教教徒。


          微觀與宏觀之間的鴻溝也是集體記憶研究領域 中一個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有一個理論上的嘗試, 描述了個人收集的記憶與德國社會的文化記憶之間 的相互作用。[35]75-102但是,這個理論嘗試失敗了,因 為它假定了微觀層面和宏觀層面之間的直接關系。 它既不能夠讓人相信單一的個人可以直接影響社會的紀念做法(自下而上),也不認為過去的客觀行為被 人們所接受(自上而下)。[35]97相反,一個理論框架,應 該考慮到形成微觀與宏觀之間的連接的中間領域。 這個中間領域必須作為一個或多或少的正式會議場 所,一方面綜合個人對過去的看法和解釋(自下而上),另一方面則傳播一個社會主導紀念品的意義(自上而下);反之亦然。


          只有少數關于集體記憶的研究探討了這一領 域。丹尼爾·貝爾托(Daniel Bertaux)和伊莎貝爾·貝 爾托-韋姆(Isabelle Bertaux-Wiame)進行了口述史研 究。[36]146-165二人采訪了法國工人,詢問他們的團隊歷史的創建過程。由于工人階級當時沒有“官方”記憶制度,貝爾托夫婦的結論是,工人階級對其特定角色 的記憶將成為他們自己的一部分,這些記憶將存在于講述過去事件的故事里,因為這些故事講述的是過去的事件,是作為一個群體的勞動者的相關事件。采用傳記訪談法,貝爾托夫婦發現工會成員講 述了關于以前罷工的類似故事,以及有關成功的和失敗的階級斗爭的報道。此外,這些故事在口頭表達方面是相似的。為了集中討論過去事件的相同方面,我們假設這些相似之處是中觀層面的過程—— 即作為群體成員的個人之間的交流——的結果。如 果將我們關于小組討論的系統知識[37] 總體轉化為群 體交流,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勞動者故事情 節和表達之間的一致性不僅僅是反映了對過去的個人解釋;相反,相似之處是團體行為的結果。這些成員對具體的故事深信不疑,因為它已經在一個 集體的范圍內一次又一次地講述和重述。因此,這 個故事似乎對不依賴于不同個體信仰的勞動者來說是“真實的”,因為它在群體中變成了值得講述的故事。


          最后,一些受訪者提到了具體了解特定相關事 件的單個的同事。這些同事似乎擔當裁判的角色, 涉及不同的收集回憶時應詢問他們。只要工人們同 意這些同事知道“真實”的歷史,我們就假定這些工 作人員是守門員。群體認為他們有能力講述和記住 整個群體的歷史。在這里,群體成員同意一些個人 的回憶與群體的記憶是一致的。


          在審視貝爾托和貝爾托-韋姆的論作時,可以將勞動者所講述的故事概念化為群體交流的社會產物。這只能定位于中觀層面,因為它沒有被制度化, 算不上文化記憶。另外,因為同一個版本的故事廣 為整個團體所敘述,所以它又不再是個人的記憶。 這個想法被認為是對描述集體紀念和記憶的幾個過程的理論模型的補充。如上所述,應當認為,個人收集的記憶[16]333-348與文化記憶不同,而且位于微觀層 面。這種記憶與個人的自傳式記憶不同,因為其所包含的記憶來源于群體成員的觀點。相比之下,在我們的理論模型中,中觀水平是指關于歷史解釋的個人間話語。貝爾托和貝爾托-韋姆以及其他學者迄今尚未探討過這些相互作用。


          用阿斯曼的話來說,所描述的相互作用導致了團體或國家的交往記憶[1] 。通常情況下,這一過程開始時,個人在公共論壇上就過去的事件發表了自己的評論。⑤當有回應的時候(然后是集體或國家成員 之間的一場討論),論壇作為一個中介,使人們可以進行商談,進而可能達成對過去的一個敘述的相互理解。⑥這種共識相當于一種交往記憶,是群體或社會產生的結果。


          很重要的是,這里應當注意,只要上述討論仍在 進行之中,話語的結果就不能定位于宏觀層面。在這個時候,它不是過去的客觀事實,它仍然是商談的結果。交換意見過程中所作的發言只是表明了態度的一致。要直到歷史專家(記者、政治家、社會科學 家、歷史學家)對這種話語下了結論,它才能夠完全進入宏觀層面。過去事件的結論可能會在雜志文 章、教科書或博物館展覽目錄中提及。只有這樣,這 個版本才是文化記憶的一部分。如果沒有重新爭 論,而是被廣泛接受,它就可以被看作是對社會歷史 的解釋,至少為主導群體所共享。


          三、宏觀—中觀—微觀關系的概念化


          哈特穆特·艾瑟(Hartmut Esser)設計了一種可以 用來解釋社會過程的方法論途徑。[38] 他指定了三個 不同層次的社會結構,它們被定義為情境邏輯、選擇 邏輯和聚合邏輯。在這里,艾瑟是否涉及“方法論個 人主義”并不重要,更確切地說,令人感興趣的是,收 集的記憶和文化記憶之間的關系可以被認為是一個 社會過程。


          情境邏輯是一種社會結構,個人在特定時刻從 中發現自己。[39]16-17由于所有的個人在特定情況下都 將彼此的行為模式化,所以他們不僅僅依賴于別人的行為所造成的結構,而且通過這樣做來創造結構 本身。這里重要的是,某些個人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狀況之下發現了自我,這種社會狀況使得其中的行 為者們根據一種發展于他們當中的結構來行事。因 此,正是通過這種社會結構,個人停止了自主行動。 在本文中,必須注意,在對記憶形成于其中的那種過 程進行分析時,從個人到宏觀層面(反之亦然),群體 記憶只能在人們通過互動而組成群體的集會中的特 定情況下發展起來。這些互動過程受到情境邏輯的影響。社會結構轉移到集體記憶領域以后,則由社 會群體過去的客觀存在組成。它們與社會慶祝的紀 念表演一道,至少部分地界定了人們行為和行動的 表現情況。因此,我們通常知道關于一段歷史事件 我們可以說些什么,我們按照這些規則來確定我們的方向。⑦


          群體內個人創造的結構化行為會在群體個人之 間引起某種反應。選擇邏輯是指對個人在一定情況 下作出反應的規則進行的分析。這些規則試圖說明 個人行為中的解釋規律。因此,在選擇性邏輯中,可 以分析一個群體內建立共識的過程。這樣的共識是 講述某個版本的過去事件的先決條件。如果個人同 意對過去的具體解釋,如果他們認為對文化記憶方 面的這種過去缺乏解釋,他們可能決定作為一種施 加壓力的團體或歷史代理人而行動,以改變關于過 去的主流故事。⑧


          最后,聚合邏輯是一種集體特征的發展,這種特 征是由一些社會結構中的個人的行為和反應所引起 的。[39]17-18在這個邏輯下,規范和公約的有效性是商 談產生的,目的是為了在個體間接受那些積累的知 識。通過這一聚合過程,群體記憶可能被轉移到宏 觀層面,成為文化記憶的一部分。這樣的結果是通 過群體成員之間的交流來實現的,這是一個位于中 觀層面的過程。⑨


          這種方法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框架,通過這個框 架,可以跟蹤記憶形成的微觀—宏觀過程。迄今為 止,在集體記憶研究中僅僅略微討論的,是個人作為群體成員互動形成文化記憶以及后者如何影響個人 的過程。以上提到了貝爾托和貝爾托-韋姆所舉的 法國勞工的實例[36]146-165,在這個實例中,工人階級的成員組成了一個群體,因為他們的外部環境將其限 制在了社會階層的某個地方。這些男男女女中的群 體記憶如何發展,是可以追溯的。然而,由于以傳記式敘述作為有效工具,貝爾托夫婦沒有遵循實際的 商談過程。我們只知道勞動者在工作階層記憶形成 過程中所記得的內容,這些問題讓我們回到關于集 體記憶理論的主要批評。下文將對微觀層面回憶與 宏觀層面回憶之間的范圍加以概念化。


          四、群體話語:微觀層面與宏觀層面?

          之間一個缺失的環節


          將中觀層面的群體交流定位在社會文化記憶與 個人收集的記憶之間的想法似乎與尤爾根·哈貝馬 斯(Jürgen Habermas)的定義[42] 是一致的,哈貝馬斯將其定義為公共話語。我們認為,交往記憶與阿斯曼 定義的[1] 一樣,是歷史解釋的交流和商談的集體產物。應該把它理解為一個對話,參與對話的各方在對話中嘗試評估一個論點的真偽以及社會規范的合 法性。哈貝馬斯[43]177認為,最高理性的論證將是該群體接受的論據。為了理性地接受真理,對話必須達到一定的標準,才能形成真實的知識。這些標準被稱為話語規范,并被定義為話語所有參與者的主要平等、闡述所有話題和意見問題的主要能力、參與聽眾對話的平等可能性的主要能力。此外,對話還應 當以真實的情感為依據。⑩


          這種對話由顯而易見且容易理解的成分描述, 在這種對話之下,也就產生了哈貝馬斯所稱的生活 世界(Lebenswelt)的概念——生活世界是前幾代人交 流行為的穩定結果。因此,每一種交流行為都在相 互主觀接受的信念定義的界限內移動。這個論點符 合艾瑟的總體思維,也適用于集體記憶的概念“情境 邏輯”以及影響著個人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看法的 “文化記憶”。


          不難斷言,每次對話都是在早已存在的交往行 為結構中進行的。然而,哈貝馬斯認為,個人不僅僅 是傳遞其背景知識,而且由于必然的學習過程而擴 大了他們的知識。[44] 在這里,需要回答的問題是,這 種擴展的知識是如何傳遞或討論的,因為這種新知 識不符合信念的現有定義。


          羅納德·雅各布斯(Ronald Jacobs)[45] 強調,公共領 域內的行動者是以該領域內部的結構為前提而展開 行動的。因此,行動者提出的論據是以現有的文化 風格、傳統敘事形式和知名人物類型為根據的,從而 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影響力。公開審議也“包括 培養共識的嘗試”[45]319,這是通過接受“審美和表演結 構”[45] 而實現的。利用這種結構,信息通過媒體得以 呈現,被個人所接受,從而構成被稱為審美公共領域的公共話語的一部分。


          雅各布斯確定了審美公共領域的三個組成部 分。第一個組成部分提供個人所需要的結構和腳本,使他們能夠了解周圍的世界。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傳播和媒體,公共領域為評論社會、政治、公共生 活等重要問題提供了空間。[45]323通過傳播和媒體,人 們可以積極參與公共領域。審美公共領域的第三個組成部分涉及文化公民。根據雅各布斯的觀點,人 們對公民實踐的立場是通過交談而產生的,所以交談的倡議也是通過媒體提出來的。


          因此,媒體是引起交談的激發器,它不僅提供了 公認的結構,而且提供了一個平臺,通過這個平臺, 信息得到討論和進一步傳播。廣泛使用和快節奏的 例子當數社交網站。在下一章中,我們將進一步闡 述這一主題。


          到目前為止,本文一直使用的術語是信息而不 是記憶。然而,這種理論結構也適用于記憶,因為, 記憶是一個社會概念,它是一種得到了傳播的信 息[5]11。根據哈布瓦赫的觀點[46] ,要不是社會給我們 提供了一種框架來喚醒、識別和集中我們的記憶,我 們就不會有回憶。為了了解微觀層面的記憶是如何 在宏觀層面成為記憶的,以及了解存儲在宏觀層面 的集體記憶機構中的記憶是如何影響個人對某一事 件的記憶的,我們就必須了解中觀層面的過程。我 們將根據第二代互聯網上的談話,提供一個理論框架,來完成這一任務。


          五、網絡交談:交往記憶的組成部分


          如上所述,公眾是交談過程所處的空間。這種 交談通過媒體到達更廣泛的聽眾,不受時間和地點 限制。特別是第二代互聯網的技術為參與交談提供 了特殊的條件,它實現了實時交流并進行了存儲。 因其存儲容量,通過這種媒介,可以隨時隨地訪問話 語。由于可選擇是否匿名,它保證了所有參與者的 平等地位,并且提供了闡述所有話題和意見的機 會。此外,第二代互聯網的技術原則上還提供了參 與對話的平等機會。因此,它符合哈貝馬斯定義的 話語規范[43]177。


          不同領域的公眾互相連接[47] 而成的社交網絡讓當前用戶——其對歷史事件的解釋代表著微觀層 面——能夠與大眾分享知識,以及直接與選定的個 人分享知識。這種散發的信息的接收人既可以在不 改變信息內容的情況下傳播這些信息,也可以在進 一步分發信息之前修改這些信息。通過每個單獨的 傳輸,這些信息的可能的接收者成倍增加。這種結 構可以轉移知識以及個人對過去的解釋,因此它相 當于一種信息傳播媒介。


          參與社交網絡的可能性為微觀層面的個人提供 了開始一段談話的機會。它位于中觀層面,因為它 依賴于“已經規范和正在規范的標志和符號使用慣 例”[48]102。因此,人們商定了一個集體解釋方案,這種 方案也適用于在線交談。這個方案“代表了社會上 已經約定俗成的解釋符號,這種符號使得對現象的 閱讀和理解成為可能”[48]109。如果考慮到前面提及的 話語先決條件,便可以認為,為了進入在線交談,本 文中所說的所有參與者必須同意和應用與協議規則 相同的共同解釋方案。因此,在談話參與者中建立 了對意義的集體認識。這種認識為價值觀的共同歸 屬提供了依據。


          這些理論思考直接導致了一種理論模型的產 生。如圖1所示,微觀層面的個人行為被假定在一個 特定的社會領域以內。這是必要的先決條件,因為 屬于這一領域的歸屬感對結構化的行動進行了假定,同時接受和維護個人自己創造的社會結構。這 為交互過程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礎。


          關于個人記憶的交換,某種刺激會使個人感覺 有必要對這種刺激進行評價。對于在社交網絡中分 享個人記憶而言,這個先決條件可能導致個人訪問 某個論壇。在這個論壇中,交流可能發生,個人能夠 與他人分享其對他人的歷史解釋或記憶的理解。通 過個人的互動過程,創造出位于中層的公共話語。 在這里,每個人都不會重現其自身的觀念。相反,群 體成員在交換過程中構成了群體意見。


          由于社交網絡只有在通信結果被接受和共享 的情況下才能對更廣泛的受眾產生深遠的影響, 這個群體意見就不能表示某些特定的個人關于歷 史事件評價的商談。此外,如果對過去的這種解 釋會被管理者或其他監管人員接受,并且如果它 被放置在制度環境中,同時能進一步地轉發,那么 這個組織的具體歷史認識將從中觀層面轉移到宏 觀層面。



          考慮到圖1所示的過程,作為社交網絡的一部分 而創建起來的、能夠提供歷史知識的維基百科,可以 作為將微觀層面收集的記憶通過中觀層面轉化為宏 觀層面的集體記憶或文化記憶的一個例子。事實 上,至少在德國,維基百科已經取代了舊的知名百科 全書,如《布羅克豪斯百科全書》(Brockhaus)。只要維 基百科提到歷史信息,它就應當被視為德國社會文 化記憶的一部分。此外,維基百科[49] 認為自身是一 個嚴肅的企業,主張收集和呈現相關的世界知識。 維基百科社區的成員遵循自己的規則,不是以個人 的名義,而是以社會代理人的身份行事。因此,我們 將單篇文章當作文化記憶的一部分。當個人閱讀 時,它們涉及宏觀層面。


          舊式的百科全書是由科學家制作的一種封閉式 商店,與其相比,維基百科是一種開放式論壇,允許 每一個人提出并撰寫有關歷史事件的文章或重寫現 有文章。盡管如此,由于許多作者感到必須遵守維 基百科的規定,所以他們不會單獨行事。他們以集 體成員的身份行事,試圖達成共識。因此,其作品必 須被理解為集體成果,或作為社會交往記憶的一部分。它屬于交往范疇,并位于中觀層面,因為這些人 共同商議過去的具體含義,然后在相關文章中予以 介紹。在這個建構過程中,對歷史事件的個人解釋 變成了一種集體產品,當它在宏觀層面被列為百科 全書時,就成為了一個文化范疇。


          最后,在維基百科中查找條目并使用特定文章 中提供的知識的單個用戶是社會收集的記憶(微觀) 的一部分,然后受到文化記憶(宏觀)的影響。如果用 戶決定參與這個記憶的改變,該用戶將會改變自身 的角色,并將移動到中觀層面。


          六、結語


          本文討論了從微觀到宏觀層面發展記憶的一些理論問題。根據阿斯曼的觀點[1],微觀層面被定義為 交往記憶,由群體成員的過往經驗或者知識組成。 相比之下,宏觀層面代表了社會的創立時刻的對象 化。微觀層面的回憶是由個人在社交互動中傳達的,而宏觀層面的記憶是文化標記,比如神話、符號或者儀式。


          然而,在所討論的理論中,將微觀層面的記憶轉 換為由宏觀層面的記憶機構存儲和表示的記憶體, 這一領域應該被形式化并整合成一個理論概念,明確地描述個人與集體這兩個不同層面之間的關系。 此外,人們常常假定宏觀和微觀層面之間的直接關 系。只有少數研究試圖揭示一個連接兩個層面的過 程[36]146-165,但這些研究沒有直接探詢關于歷史事件解 釋的商談過程。


          此處假設交流過程是提供討論機會的范疇,借助這一機會,一方面,個人對過去的看法和解釋得到 匯總(自下而上),另一方面,一個社會的主要紀念人 物的意義得以傳播(自上而下)。在本文中,這一交流 過程稱為公共話語。該范疇在理論上被應用到互聯 網上,互聯網是交換意義、態度之類的非正式場所。 特別是維基百科的討論論壇,被稱為一個領域,通過 該領域,記憶從個人轉移到共享一個共同記憶的群 體。因此,將個人記憶轉變為群體記憶,然后再轉變 為文化記憶,以及對存儲在記憶機構層面的記憶內 容進行重新審查,這一連串的過程,開啟了任何記憶 經受改變的可能性。如果已經為公眾所接受,并且沒有爭議,則可以說明在宏觀層面對文化記憶的接受之力量。


          注釋:


          ①一方面,像國家一樣,小規模群體使用媒體(例如協會 的雜志)提醒他們的群體成員幾百年前可能發生的相關事 件。另一方面,關于一個國家歷史上的重要事件的公開討論 可能是私人交流中的一個話題。心理研究證明,這種信息將 與語境(私人談話)一起存儲在個人的大腦中[14] 。?

          ②另外,阿萊達·阿斯曼和揚·阿斯曼[17] 注意到兩種類型 記憶中的子結構:存儲記憶和功能記憶。前者有關過去的所 有潛在知識,以任何形式存儲,只有在我們能夠將其傳達到功 能記憶中時,這些知識才會被我們所掌握。后者是一個選擇 性的組成部分,包括過去與該群體相關的部分。其單一方面 是集團成員的主動或被動記憶的一部分。在這里,揚·阿斯曼 和阿萊達·阿斯曼所作的區分是不相關的,因為它在微觀、宏 觀關系中不起作用。?

          ③舒曼和斯科特(Schuman and Scott)[18] 、博里斯(Borries)[19-20] 、 海因里希[21] [15]、舒曼等[22] 以及施瓦茨和舒曼(Schwartz and Schuman)[23] 等人的研究可資借鑒。 ④弗朗索瓦和舒爾茨(Fran?ois and Schulze) [24] 、凱利茲 (Kailitz)[10] 、卡普拉斯基(Kapralski)[25] 、阿圭勒(Aguilar)[26] 、尼文 (Niven)[11] 、康斯坦納(Kansteiner)[27] 、烏爾里奇(Ullrich)[28] 、皮爾斯 (Pearce)[12] 和費爾海恩(Verheyen)[29] 提供了一些與文化記憶有關 的研究結果。?

          ⑤在此,“公共”一詞應從廣義上理解,從一個小型協會內 部的對話,到一個全國性的報紙上的投稿,都算。?

          ⑥關于意見分歧,也有可能達成共識。這將證明社會中 至少有兩個集體記憶存在。?

          ⑦例如,人們期望德國政治家不要將政治對手與納粹領 導人進行比較。?

          ⑧這些人可能參與一個政黨,也可能在基層活動。在20世紀80年代的西方民主國家,許多當地的舉措都試圖建立反 歷史的敘事[40] 。

          ⑨政治進程并不代表這個模式,海因里希[41] 提供了關于這一主題的更廣泛的理論框架。 ⑩我們知道社會主導群體的存在,該群體將他們對過去 的解釋強加于整個社會。然而,主導群體不能阻止從屬群體 傳達自己不同的集體記憶,就像法國勞工一樣。盡管有統治 效應,但我們相信,哈貝馬斯的概念對于每個社會群體內的商 談過程都是有效的。誠然,我們沒有考慮到該模式中的管理者角色,今后必 須進一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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