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蔭瀏與四大知識群體

          國音愛樂2020-10-08 10:28:24

          張振濤(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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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蔭瀏的一生可分四大階段。第一階段在家鄉無錫(1899-1928),第二階段在基督教“六公圣會”(1929-1941)工作(梁茂春《楊蔭瀏采訪錄》:“楊先生對我說:‘從1929年到1941年,我是宗教音樂家?!薄吨袊魳穼W》2014年第2期,第23頁),第三階段在重慶青木關和南京“國立音樂院”(1941-1948),第四階段在北京的中國音樂研究所(1949-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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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音樂學家、音樂史學家、樂律學家楊蔭瀏(1899-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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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時期,四個組織,對應于四批人。四種組織是:民間“天韻社”,基督教“六公圣會”,大學“國立音樂院”,研究機構“中國音樂研究所”。四批人或者說四大知識群體是:傳統曲社的民間音樂家,西方教會的宗教音樂家,陪都大學的文人教授,新中國的音樂家。四種文化質地是:傳統文化,西方文化,民國文化,現代音樂學。幾種背景甚至可以明顯地體現在他的服裝上:長衫、西服、大襟服、中山便裝。四段人生,四種組織,四批人物,突顯了楊蔭瀏身上的四種知識結構。楊蔭瀏受惠于四種文化背景,四種文化背景源自四個知識群體,四個知識群體對應于四段人生。四種“原色”,構成楊蔭瀏的生命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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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蔭瀏交往的四大知識群體的代表人物有:家鄉的老師吳畹卿、阿炳;西方老師郝路義(Louis Strong Hammond)與“六公圣會”的劉廷芳;重慶的朋友:沈從文、楊憲益;中國音樂研究所同事:李元慶、曹安和等。當然,對楊蔭瀏產生影響的不僅是四個團體的幾個人,而是以吳畹卿、阿炳、郝路易、劉廷芳、沈從文、楊憲益、李元慶、曹安和為代表的那個知識群體。有師承關系、協作關系、同事關系、朋友關系。亦師亦友,亦伴亦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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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社會關系,有的來自地緣,有的來自業緣,有的來自機緣。人在其中接受教育,培養信念,感受時代,獲得信息。與之交往者的品位檔次,決定了接受者的品位檔次,“識趣既高,興象自別”([清]鄧廷禎《雙硯宅詞話》,引自《詞話叢編》[三],中華書局,第2530頁)。楊蔭瀏的運氣就在于接觸的人物大多是時代精英,因而獲得了良好的教育和堅定的信念。從其人生歷程的縱向坐標延伸至橫向坐標,可以看到他所接觸的人物的基本價值取向,從而也可以通過這些人物,梳理他的生命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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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傳統文化

          家鄉無錫的“天韻社”,是給予楊蔭瀏傳統音樂教育的最重要的社會團體。成立于明代天啟、崇禎年間(1621-1644)的“天韻社”,到了吳畹卿(1847--1926)時代,呈現出傳統文化日落返照時的輝煌。少年時代,楊蔭瀏進入彌漫書香、觸目皆寶的曲社,持續了十五年。他聰明過人,凡三弦、笛子、琵琶、二胡,諸般樂器,莫不一試即通。曲社濃厚的氛圍,為少年楊蔭瀏的啟蒙心智,從樂器到演唱,從十番到昆曲,從音樂學到音韻學,都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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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事例是楊蔭瀏抄錄的吳畹卿藏清光緒七年(1881年)的昆曲曲譜。他繕寫油印的《天韻社曲譜》(六集兩函)完成于1921年,不但是其年輕時代所下功夫的見證,也是生活具體內容的物證,更是他晚年尚能背誦的九十多套昆曲的基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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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曲學知識主要來自吳畹卿,但影響他的決不僅此一人,而是與帶頭人旗鼓相當的一批民間精英。后人關注的是或者希望解讀的就是冰山一角下面托舉楊蔭瀏的巨大冰川。楊蔭瀏自己編輯成組的短文《天韻雜談》,揭示了曲社成員的高素養:陸振聲善鼓板,蔣旸谷善三弦,張敏齋能笛與鼓板,惠杏村弄笛,陳馥亭善笛……沿襲明代清唱傳統的精英,閑居靜思,朝夕聚晤,昆曲絲竹,終年不斷,是一方水土培育的一根粗藤上結出的一嘟嚕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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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人只知吳畹卿,不知的藝人還大有人在。楊蔭瀏的記錄,讓人知道了“各抱絕技,稱一時之秀”的輩出英才。吳畹卿和與之齊名的陸振聲、蔣旸谷、張敏齋、惠杏村、陳馥亭、朱勤甫等,個個身懷絕技,人人旗鼓相當。翻讀《天韻雜談》,追觀前賢,可以約略估量隱藏于江南小鎮的強大陣容。楊蔭瀏行走的空間,充滿這類人物。它就是托舉冰山一角的巨大冰川,無需說,大部分現有視域的表達,都搞錯了冰山之上和水面之下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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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楊蔭瀏的另一個傳統社團,是無錫“雷尊殿”的道士群體。1911年,12歲的楊蔭瀏認識了阿炳,跟其學習江南絲竹《三六》、《四合》,此前,與哥哥楊蔭甫,一直跟隨雷尊殿的穎泉道士學習音樂,并逐字抄錄其帶來的工尺譜。穎泉出任住持,無暇顧及,才介紹阿炳前來。不難看出,兩位前后腳踏入楊家的道士,是與“天韻社”不同的延續地方文化的另一類型。雖然楊蔭瀏與穎泉、阿炳的師生緣不長(潁泉約六年,阿炳不到一年),因楊家人對道士階層的歧視而沒有繼續,但可以看到,這根線早就搭上了。1950年,楊蔭瀏為阿炳錄音后,兩人心情愉悅,一起合奏了兩曲(因為錄音磁帶太少而抹掉),說明兩人所奏樂曲是共同熟悉的。這也是楊蔭瀏帶著錄音機采訪時聽到阿炳數年不動樂器卻依然堅持錄音的“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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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了解楊蔭瀏如何儲存傳統音樂深厚底蘊的環境,就等于了解了“天縱之才”的阿炳也非“天外來客”的同樣環境,《二泉映月》吐露的神思,更非“游心塵外、超然神授”的突降靈感。據曹安回憶,與阿炳直接交往的有評彈藝人張步蟾、錫劇藝人袁仁義、雷琴藝人王殿玉。按照藝術史上一群藝術家“扎堆”是其相互成功條件的規律,自然明白,阿炳身處的環境,也站著一個水平等量齊觀的道士群體,一批道教樂班常年合奏的同門兄弟?!袄鬃鸬睢钡耐?,就像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等維也納“古典樂派”成長的龐大群體一樣,相互熏陶,相互影響,因而相互塑型。西方音樂史家發現,巴赫家族不是一兩個人,而是二三十,抱團扎堆,一窩一窩的。血緣加地緣的網絡結構,使得個個精彩,人人杰出,曲曲經典,章章華麗,巴赫不過是寶塔尖的體現者而已。如同一根老藤上不會只結一顆大葡萄,而是粒粒飽滿、顆顆茁壯、個個水靈,一嘟嚕一嘟嚕、成串成串的數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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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楊蔭瀏、曹安和在北京表演琵琶、簫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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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人杰地靈”,指的是像吳畹卿、阿炳一樣深埋民間的曲社群體、道士群體,雖不能說個個如此,至少隱藏了像阿炳、吳畹卿以及像楊蔭瀏筆下“天韻社”那樣的一批人。他們沒有業界頭銜,沒有專業證書,沒有學院文憑,但手中的、嘴中的、譜中的音樂,確是無可置疑的明證。阿炳、吳畹卿,天天與一群鼓琴讀譜、日以為娛的人打交道,與物推移,水漲船高。一個人絕不會冷不丁地冒出來,背后必定站著一個相擁相長的群體,甚至是更高一籌的師長。歷史只記住了阿炳、吳畹卿,也總談論阿炳、吳畹卿,無名無姓或有名有姓卻沒有風行天下的藝人,大多數消失在閱讀眼界之外。若沒有楊蔭瀏的記錄,隱藏于江南迷蒙水鄉的曲社,從明代延續至清代的生活痕跡,就會“半入江風半入云”。一般人只關注“暴風眼里”的人,而不太關注暴風之所以起于青萍之末的風頭水尾,只關注表面上不多幾個被傳揚的符號,而忘記了構成塔尖之所以凸顯的錐形塔基。但音樂史要解讀的,恰恰是培育出吳畹卿、阿炳、楊蔭瀏的場景,即以“天韻社”“雷尊殿”兩個民間社團為代表的無錫城的“整體”。培育吳畹卿、阿炳、楊蔭瀏的環境,上有父輩同觀的道士,下有眼光挑剔的票友,左有道樂班的“梵音”高手,右有“天韻社”的清客。每個人都是一張嘴就能清唱十幾出昆曲的人,一上手就能演奏數十首器樂曲的人。隨便幾位,哼哼兩句,就是流傳了六百年字正腔圓、合轍押韻的《牡丹亭》、《西廂記》;鼓板一敲,就是成龍配套、嚴絲合縫的《魚合八》、《下西風》。他們三天兩頭,聚集一起,一湊合就是一首絕唱。須知,無名的大多數和“整體”,才是地方文化的底色,才是托舉阿炳攀上天庭、摘取桂冠的常春藤,才是楊蔭瀏把錄音話筒伸向阿炳的準確定位的“直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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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蔭瀏從小游走在高手云集的道觀,從小接觸高手林立的曲社,從小聆聽曲風高雅的樂曲,必然從小具備超級精致的品味。沒有什么比聽得到看得到的音樂,更讓有心人心甘情愿接受家鄉文化。上接師承傳統,下接方域地氣,左采“天韻社”之眾長,右取“雷尊殿”之獨善,上下左右,合在一起,就是一份“集體記憶”!再加天資聰穎,自試砥礪,見賢思齊,善于吸納,焉能不得天獨厚,終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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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西方文化

          如果說傳統文化在少年時期飄入家門是自然而然的事,那么西方文化不請自到、破門而入就是天賜良機了。1913年,美國傳教士郝路義,拜訪鄰居,偶然聽到楊蔭瀏咿咿呀呀的琴聲,因而走進了這位少年的生活。一個概率上幾乎不可能的機緣,一位與江南小鎮的“蓬頭稚子”不可能交集的美國人,一位不請自來而且一來就不走的西方老師,真如上帝福音,從天而降。20世紀初江南小鎮難得一見的西方“家教”,就這樣不可思議地送進了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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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路義的到來,讓楊蔭瀏的知識結構產生了質變。社會轉型期知識分子必須具備的西學,竟然這樣吹進了楊蔭瀏的胸懷。郝路義教楊蔭瀏鋼琴、和聲、英文,讓迷戀音樂的少年聽到了另一種聲音。按照民族音樂學的說法,楊蔭瀏在尚無偏見的年齡,就以開放的心胸,吸納了異質文化因而提前成為具備了“雙重樂感”的人。我們雖然無法想象中文并不怎么流暢的郝路義與英文并不怎么流暢的楊蔭瀏如何開始課堂交往,卻能夠想象,這一來一往、一淺一深、課里課外、弦內弦外的交流,使兩位心靈超級敏感人,雙雙獲得了奇特的“異文化”營養,乃至到了楊蔭瀏的第一篇中國音樂史論文竟然用英文寫就(《An Outline History Chinese Music》,獲上?!肮馊A大學”英文論文競賽名列第一的金質獎章),而郝路義的中文也到了可以寫詩的程度。兩人關系,迅速升溫,也到了楊蔭瀏直認郝路義為“干媽”的程度。對西方音樂教育的心悅誠服,可用一個事實證明:楊蔭瀏于1920年加入基督教(21歲),成為“中華圣公會”的正式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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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用“原生態”概念形容兩套教育模式:楊蔭瀏學習傳統音樂是跟真正的民間音樂家,學習西方音樂也是跟真正的西方音樂家。老師都非“二傳手”。兩個社會組織也是“原生態”,民間曲社和六公圣會。中西教育,信息直接,不假他手,沒有中介,一步到位,效果自然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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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路義以敏銳的直覺,明白眼前的青年人的價值。如果用伯樂這個詞在發現人才以及負責送一段路的完整含義和承擔相應后果的來衡量,郝路義是真正做到此點的人。為了生計,楊蔭瀏于1937年到昆明“中央機器廠”任總務會計工作,1939年郝路義不顧一切,把“下水”的楊蔭瀏從世俗事務拉回來。這是一般老師不會做也不愿意負全責去做的事。她毫無客氣,強行干預楊蔭瀏的個人生活。郝路義可不是指手畫腳、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人,一開始就為楊蔭瀏找到了解決生計的工作,定位了繼續音樂事業的線路。遇到這樣“專橫跋扈”的老師,求之不得!沒有郝路義的慧目和慈愛,楊蔭瀏便可能從瀕臨失業的狀態滑向與早年積累完全相反的經濟領域(像哥哥楊蔭甫一樣)。之所以回過頭來,全靠“干媽”讓他在熟悉的聲音中慢慢回暖,迂回到音樂學。楊蔭瀏懸崖勒馬,聲名彰于天下,郝路易之大節,也因之而得附以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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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秋,而立之年,楊蔭瀏在郝路義推薦下,應基督教圣公會之聘,就任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從宗教團體的運營機制和操作手段來考察,這個操控世界的龐大機構之所以運轉暢順,就在于提供了足以養得起音樂家的資金,讓受惠的年輕人免受生存壓力和其他誘惑。楊蔭瀏在教會的工資是兩百美金,足以衣食無憂。他在收入殷實的教會中供職,一直持續到1941年,共計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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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教會登陸中國,于20世紀30年代已經成為一個頗具影響力的群體?;浇痰男叛龊诵氖恰妒ソ洝?,延伸載體是《圣歌》。但分支教會的形成,因地因事而異。兩套文本,翻譯歧見,版本迭出,聲音零亂。于是,就有統一范本的需要。雖然百科全書式的文本越印越多,但對于教會來說,圣歌圣詠不能自由表述?!傲弊隽艘患膰H基督教層面和中國基督教領域來看都是立意長遠的事,編輯統一的《普天頌贊》,把自傳教師進入中國數百多年間各地采用的原本相同的贊美詩匯集起來,統一為權威唱本。這就需要一個組織,統一歌詞,統一曲調,翻譯編修,合璧中西。這項技術繁難、規格嚴格的事,非要一批專家全身心投入地干上幾年才行?!傲珪摵鲜ジ栉瘑T會”就是順應要求建立的機構。楊蔭瀏施展才干的機會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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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六公會聯合圣歌委員會”成立,楊蔭瀏出任委員、總干事,負責贊美詩的歌詞翻譯與音樂編配。在杭州,他與曾任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秘書美國人費佩德(Robert F. Fitch)共事,協助編譯《小圣經》等書。1932-1935年,轉至北平“燕京大學”,與劉廷芳一起編譯《普天頌贊》。此時,還協助劉廷芳編輯宗教刊物《紫晶》。楊蔭瀏譯述的贊美詩詩詞,大部分刊載于此。1934年,宗教月刊《真理與生命》開辟宗教音樂理論專欄《圣歌與圣樂》,劉廷芳與楊蔭瀏共任主編,共出14期。楊蔭瀏譯著的宗教音樂文章,大多刊載于此。楊蔭瀏的西方音樂學知識和對音樂的基本理解方式,無不與此期的研究和寫作有關,也無不與教會這棵大樹有關。所以,此時的他,應該算作被甄別出來具有特殊宗教知識含量的“上帝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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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夏至1936年4月,楊蔭瀏赴上?!懊廊A印書館”校訂書稿,《普天頌贊》于1936年5月出版。書中,楊蔭瀏作曲15首,作詞7首,翻譯修訂歌詞207首。12年間,楊蔭瀏為中國基督教貢獻了一本至今傳唱不衰的贊美詩《普天頌贊》,從“物種意義上”重塑了中國基督教音樂景觀。發行量迄今沒有任何樂譜可以企及的《普天頌贊》的音樂意義當然沒有宗教意義大,但不能否認其文化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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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聚集了一批杰出的知識分子,與穿著溫文爾雅道袍的外表不同,那里誕生了最具批判精神的學者和思想家。傳播基督教的斗士,是一個敢于面對自己所處話語體系與來自四面八方的中國土壤不對接卻不動搖的群體,干事的艱難,可想而知?!奥摵鲜ジ杈庉嬑瘑T會”就是這樣一批翹楚之士,如美國人范天祥(Bliss Wisnt)、劉廷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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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天祥(Bliss Wisnt,1895—1975),美國傳教士,1895年生于衛理公會的牧師家庭,1920年畢業于俄亥俄州衛斯理大學,1923年8月到中國,任職燕京大學,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音樂人才,是第一個指揮大學生合唱團演唱韓德爾《彌賽亞》的人。他的碩士論文《中國曲調復音處理的可能性》,博士論文《音樂在中國文化特點與功能》(1946年獲博士學位)都與中國音樂有關。他曾在1925年孫中山的基督教式葬禮上負責演奏鋼琴。1936年任《普天頌贊》音樂主編,參與并見證了圣樂華化的歷程。他熱衷中國,積極向西方國家介紹中國圣樂。1951年4月回國,在華居住長達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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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廷芳(Timothy Ting fang Lew,1891-1947),浙江溫州人,字亶生,早年就讀上海圣約翰大學,后入哥倫比亞大學,獲心理學與教育學博士,再入耶魯大學神學院,授予牧師。李躍森在《司徒雷登傳》中描述,劉廷芳是燕京大學校長和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親自培養和深為倚重的人,是該校的決策人物之一。曾任燕京大學神學科科長,中華基督教教育協會第一任華人會長,協助主持孫中山基督教葬禮儀式。特別因將圣誕歌《平安夜》(莫爾[Joseph Mohr]作詞、格呂柏[Franz Gruber]作曲,完成于1818年)譯配中文而著稱于世,為基督教的“本色化”做出了杰出貢獻,他因此被稱為“全中國最有價值的二或三個華人基督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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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蔭瀏相處最長的是劉廷芳。北京燕京大學期間,楊蔭瀏住在劉廷芳家,長達四年。兩人已非一般同事,他為楊蔭瀏事業的開拓,提供了一系列機會和幫助,可謂同道和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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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六公會聯合圣歌委員會”擁有最好的編輯組合,是“豪華陣容”。于是,身材纖細的楊蔭瀏就被生生塞進筆挺的西裝和精致的牧師道袍中,樂此不疲,甘愿犧牲,挑戰艱深的“贊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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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轉化為實踐,積累轉化為職業追求,必須與具體事結合,滿腹才華和遠大志向的年輕人,必須站到一個平臺上。楊蔭瀏之所以能夠取得教會信任并從事熱愛的事業,是因為早年的音韻學積累。若無吳畹卿,就不可能把贊美詩的詞曲配得合轍押韻。音韻學、音樂學的基礎,讓楊蔭瀏獲得了用武之地。教會不問學歷,只認操作和執行力,突顯了當事人不拘一格、唯才是用的大度?!拔源罂?,任以威武,事有柱國之寄,情同子孫之親?!保╗后漢]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五],李培南、李學潁、高延年、欽本立、黃宇齊、龔炳孫標點整理,龔炳孫通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77頁)。于是,楊蔭瀏不但仰視天穹,引吭高歌,也撰文編著,闡述義理,把早年積累一股腦派上了用場。出任《普天頌贊》和宗教雜志《紫晶》、《真理與生命》的多重編輯,無不證明他獲得了兼有牧師和音樂家雙重職業的同事們的多方認可。楊蔭瀏以敬業精神和奉獻精神,證明自己一有音樂天資,二有音韻知識,三有社會責任。后來范天祥邀他去美國,就是看到他的能力,雖然他拒絕了這份真誠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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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蔭瀏于而立之年進入“六公圣會”,12年的教會生涯(30到42歲),可謂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浇涛幕跅钍a瀏的生活習慣上留下了深深痕跡,他一生都有穿西服打領帶的習慣,衣冠整肅,望之儼然,直至斯文掃地的“文革”。教會梳理了他的知識譜系,也開辟了精神航道,培育了他的健全人格。他一生平靜的性格,應該取決于這段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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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政治學有一個詞sinkcost(沉沒成本),意思是一個人為某項事業付出了精神、信仰、人生、青春,這份付出是討不回來的,唯一的夢想就是想方設法讓事業成功,借以彰顯價值。身處不能談論宗教的時代,楊蔭瀏卻于晚年毫不隱晦甚至津津樂道于自己是個“宗教音樂家”,無疑是一份無法忘懷的遙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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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民國文化

          20世紀的學術轉型,造就一大批視野開闊、學殖深厚、不可復得的碩學鴻儒。學術界談論的“民國文化學術高峰”(甚至視為與先秦、魏晉、清末并稱的思想史上的第四座高峰),以聚集陪都的一批大學為典型。由清華、北大、南開[并稱三大校]、燕京、復旦為主體組建的“西南聯大”無意間成為象征,被譽為20世紀的“最好大學”,歷史地位越來越得到認可(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歷史學教授易社強,花了十五年時間進行調查研究,寫出了一本七百頁的西南聯大校史:《聯大——在戰爭與革命里的一所中國大學》。這位美國歷史學家認為:“西南聯大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學,在最艱苦的條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養出了最優秀的人才,最值得人們進行研究?!苯耄骸逗汀拔逅摹蓖小x劉緒貽先生的口述自傳》,《讀書》2009年12期,第33頁)。30年代,民國的“黃金十年”已近尾聲,經濟文化蓬勃發展,學者和作家都處于人生高峰期。此前分散不同城市、不同大學的學者,為避戰亂,匯聚一地。異族入侵,一致對外,對內反而寬松,偏安一隅的學術界有了難得一遇的自由環境。1949年后,國共兩黨分裂,人才一劈兩半,西南聯大則是百分之百。這就是陪都知識群體不可替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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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9月,楊蔭瀏應聘就任重慶青木關“國立音樂院”教授,任國樂研究室主任。1944年,兼任北碚民國政府“禮樂館”編篡及樂典組主任,直到1948年遷往南京。這期間,楊蔭瀏與很多人有過密切接觸。因為人物很多,這里只能擇要介紹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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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戰后,內地大學紛紛遷往西南,以昆明和重慶為主。開始,楊蔭瀏住在昆明。據張充和回憶,昆明郊區呈貢龍街“楊家大院”,住著孫伏煦、楊振聲、張充和、沈從文、張兆和夫妻、楊蔭瀏、曹安和、查阜西。吳文藻和冰心夫婦則住在不遠的半山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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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來在重慶北碚,楊蔭瀏又與楊憲益、楊仲子為鄰,其宿舍被稱為“三楊樓”。楊憲益回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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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底以前,我們又從重慶遷往郊區小城北碚……(戴)乃迭和我到那里后,梁教授和胖詩人盧前,就安排我倆住在附近的一所禮樂館的宿舍里,盧前是該館的顧問……我們與兩位楊姓的資深音樂學家住在同一座宿舍里。于是我們的宿舍就被人們稱為“三楊樓”。那里一座兩層小樓,背后有一個荒蕪的花園。著名作家、《駱駝祥子》的作者老舍就住在離我們一二百碼處。所以我們可謂得其所哉,和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住在一起,我們以后三四年里一直生活的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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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快就和兩位鄰居成了好朋友……楊蔭瀏正在編著一部中國音樂史。盡管我不懂中國古代音樂,但我常和他談論這一話題。他對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熱情激起了我更多地學習這方面知識的興趣,于是在1943年至1945年間,我寫了六七篇關于唐代音樂的專題短論文,并得到他極大的鼓勵……作為我在戰爭期間的一位好師長、好朋友永遠留在我的記憶里。他蹲伏在床前和一位同事下圍棋,下了一整天,連中飯、晚飯都顧不上吃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我常在一旁觀看他下了一盤又一盤。我常替他把飯端來,他吃飯時目光一刻也沒有離開棋盤。他晚年曾要我替他把一部中國音樂史翻譯成英文。不幸的是,解放以后,我的生活過于緊張忙碌,竟沒能安排時間替他完成這件事(楊憲益著、薛鴻時譯:《楊憲益自傳》,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0年,第147-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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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憲益(1915~2009年),翻譯家、外國文學專家。1934年畢業于天津英國教會學校后到英國牛津大學墨頓學院學習外國文學,1940年回國,曾就任于重慶大學、貴陽師范學院、成都光華大學,1943年在重慶北碚及南京任編譯館編纂。1953年成為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譯專家,與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譯中國古典小說《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唐代傳奇選》、《宋明平話小說選》、《聊齋選》、《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特別是夫婦二人翻譯的《紅樓夢》,被認為是權威版本,在國外收到好評,影響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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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乃迭,原名格拉蒂絲·瑪格麗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or),生于北京,對中國有著濃厚興趣。楊憲益夫婦半個世紀的情緣,雖歷盡艱辛,卻以驚人速度翻譯了大量作品。事業和生活上的完美結合創造了一個中西文化親密無間水乳交融的范例。他們珠聯璧合,雙雙獲得“譯界泰斗”的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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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憲益一生廣交天下豪杰,但晚年認為,一生真正的朋友只有兩人,其中之一是楊蔭瀏,可見青木關時的友誼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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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仲子(1885~1962),號粟翁,音樂教育家,篆刻藝術家。生于南京,留學法國。淵博多才,除音樂外,兼文學詩歌,尤擅篆刻書法。20年代,篆刻與齊白石齊名,徐悲鴻稱“以占卜文字入印的第一人”。1941年就任國立音樂院院長。劉天華墓志銘出自他筆下。劉天華、劉半農兄弟葬于北京碧云寺北門玉皇頂山坡,墓碑正面由胡光煒題:“故音樂大師劉天華先生楊仲子書寫,全文519字,隸書略草,俊秀功力,鐫刻高超。中國研究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郭乃安(青木關時楊蔭瀏的學生之一)回憶,重慶時,楊蔭瀏的圖章就是他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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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充和是位性格爽快的人,對楊蔭瀏的記憶印象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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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是很熟很熟的好朋友。我們一起玩了很久,從云南一直到重慶……我們在昆明的時候就住的很近,也在一起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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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重慶以前,先在昆明做事,在教育部屬下的教科書編輯委員會,跟沈從文、朱自清他們一起編教材,我管詩詞、昆曲、音樂這一攤,沈先生管現代小說,朱自清管散文。那時候西南聯大剛成立不久,沈從文同時在西南聯大任教,我就和我三姐(張兆和、沈從文之妻)他們一家住在一起。(1939年)我們花二十多塊錢租了一個大佛堂(云南呈貢云龍庵佛堂),有四間小房可住人。前樓是沈從文一家,我住后樓;楊蔭瀏剛從后方來,住在旁樓;在西南聯大管行政的楊振聲,住另一個旁樓。我們幾家人那時候吃、住都在一起。楊蔭瀏在昆明學校教音樂和算學,每天夾著本子急匆匆跑去上課,房門永遠不鎖,見什么人都點點頭,說“對不起,對不起!”其實我知道他心里總是在想事。有一回,我和楊振聲、梅貽琦幾個人,老遠的跑到學校去看他,他看見我們,點點頭就走過去了,我們只好直接到他房間去了——他的房門永遠開著的,過了好一會子他才恍然想起我們是他的客人,慌忙從外面跑回來,連說:“對不起,對不起!”(蘇煒:《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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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轟炸歸轟炸。那時候,重慶的各種文化活動還是很多、很熱鬧的。重慶曲社在城里,以絲業公司做大本營;重慶的師范,在北培鄉下……我在師范教戲,歸在音樂系,同時在曲社里兼做文武場的,都是楊蔭瀏。他會彈琵琶,還會吹笛子。他把我唱的戲,都從工尺譜翻譯成五線譜。先讓一個姓葉的學生來翻,楊蔭瀏自己再做校對;然后讓音樂系的學生去唱,讓我再走一遍。他做得很認真,足足翻譯了十個旦腳戲,印出來給音樂學院做教材用,我這里還有當時的稿本。他用中國樂器來配,翻得很準確,注上各種符號,還寫明“張充和的唱法”,聽說后來還印成了書(蘇煒:《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5-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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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前屋后,皆是大家。座上高朋滿,往來無白丁。根據其他人回憶,粗略統計一下楊蔭瀏此間接觸的人物有:作家沈從文、張兆和夫婦,翻譯家楊憲益、戴乃迭夫婦,昆曲表演藝術家張乃和,曾任國立音樂學院院長的楊仲子,禮樂館館長盧前(盧前[1905~1951年],原名正紳,字冀野,南京人。戲曲史專家、散曲作家、劇作家、詩人。1921年入國立東南大學,師從吳梅等。后受聘金陵大學、河南大學、暨南大學、光華大學、四川大學、中央大學等大學講授文學、戲劇。國立女子師范學院[重慶白沙鎮新橋]任教期間,1942年3月29日,即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紀念日,由白沙音樂教育促進會與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合作,借驢溪半島江津師范學校場地,舉辦“中國音樂月萬人大合唱”。盧前撰寫《白沙鎮歌》歌詞,吳伯超指揮,這是中國音樂史上第一次史無前例的萬人大合唱。曾任《中央日報·泱泱》主編、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四屆參議員、國立福建音樂??茖W校[1949年后并入上海音樂學院]校長、南京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南京通志館館長等),1919年獲美教育學博士的楊振聲(楊振聲[1890-1956],教育家、作家、教授。1919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教育學博士,1924年回國,歷任武昌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清華大學教務長、文學院院長。1930年任國立青島大學校長。1938年任西南聯合大學常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中文系教授。1946年負責北京大學北遷籌備工作。1949年后,于北京大學任教。1952年調任長春東北人民大學,吉林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長春市政協委員),清華大校校長梅貽琦,物理學家丁燮林,作家老舍,作家吳文藻、冰心夫婦,西南聯大教授向達、羅莘田[常培]、唐蘭等。一起居住和工作的音樂家有:曹安和、查阜西、儲師竹、李廷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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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散于青木關的大學,雖然不能等同于現代社團,但居住區域相對集中的文人群體,卻相當于社會性團體,其間的往來不次于同事。來自全國各地的教授群體,生活上相互照應(楊憲益甚至給下棋的楊蔭瀏端飯),探討學術更是應有之義。楊蔭瀏為寫作《中國音樂史綱》,托沈從文從西南聯大圖書館借閱古籍,從唐蘭、向達處,獲得其從法國帶回的敦煌藏經洞曲譜照片,都為研究提供了直接幫助。至于“和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住在一起,我們以后三四年里一直生活的很愉快”,早已超越了同事界限?!巴飨嗾?,同類相求?!保ㄋ抉R遷《伯夷列傳》)學術操作方式上,也一定相互傳遞,蔚然成風,把小團體風格化為覆蓋個體的群體精神。這些人物各有鮮明個性,可以細細羅列,但把他們置于一個相同環境,就能感受到相同性。如果說第一批、第二批人物對楊蔭瀏提供的是一種對比性觸媒,那么第三批人物對他來說就是一種啟發性觸媒。無須說,一流的作家、學者、文人,對楊蔭瀏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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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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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音樂研究》2015年第6期,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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